因为一个国家越富足，其国民进行政治表达的利益驱动力就越大，同时又不至于突破理智和自我约束。

黄宗羲的设计是：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的长官—祭酒应推择当世的大儒担任，或以致仕的宰相为之，地位应与宰相相同。[9]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入1911年前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27种日记、杂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欧美、日本寻找强国之路的状况。

从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节和留学生中产生出以西方宪政为仿效模式的改良家，如直接到过欧美国家的容闳、郭嵩焘、马建忠、薛福成等。那时的西方处在文艺复兴之后及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前夜，传教士带着使命和敬意来到中国，随着他们的到来，西方的科技与思想开始有局限地传播于中国社会的上层，而中国的历法、甚至法律等也通过传教士在西方产生影响。此时之君颠倒了君与天下人原本应有之关系，早已不是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所言之仁君，三代以上的君为天下公意而立，故而合法。严复在总结道光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时言：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1895年）有事败衄之后始也。在探索不同的文化间交流、融合的规律方面，高旭晨教授有着精辟的阐述，即一般来说，制度的移植，尤其是各成体系的文化间价值观的融合，双方必有其相同或相通之处，即有传统上的互相认可方可进行{1}。

维新遭到以慈禧为核心的朝廷守旧派的反对，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慈禧临朝训政，并囚光绪于瀛台，下令拿办康有为等，变法失败。但相信此时宪法、宪政、民主等这些词汇对主张改良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会陌生。（2） 而政府的组成由议会决定，其权威完全依赖于议会的授权。

Lijphart 设计了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包含公共秩序维持能力、公民参与水平、代表性、回应性（responsiveness） 、经济平等（economic equality） 和宏观经济管理（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几个指标，从民主质量（quality of democracy）与民主效能（effectiveness of democracy） 两个角度来比较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尽管权力分立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共识民主的形成，但是总统的大众选举与行政权的高度集中却强力促成了多数民主特征。转型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处于急剧变动期，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于扩大，现有体制没有能力容纳过多的社会利益诉求，或者无法做出有效回应，社会失序，政治动荡，这为军方干政提供了历史契机。Seymour Martin Lipset 就指出：采取总统制或议会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巩固并无明显的影响。

总理由总统任命，但需要议会的信任与支持。第二，双重合法性引发的政治僵局。

议会制是英国在长期的民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形式，议会主权成为许多国家民主革命的目标之一。此外，所谓总统制的任职刚性、弱势内阁以及权力滥用，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议会制同样可以出现这些情形。面对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政治僵局，宪法提供的解决程序往往过于复杂或者流于教条主义，在实践中难以发挥效用。mu 这样就似乎存在一个悖论。

政府首脑也不会过于贪恋权位，因为其本人、其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有再次进入行政权力的机会。新政府取消的第一个项目通常是参与， 因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实行的是独裁制。伴随着学术探讨的深入，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民主巩固的制度外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规模、地理位置、历史政治遗产等。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采取民主制度，也就是在社会政治冲突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张勇，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进入专题： 转型国家 宪制选择 民主巩固 。而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

议会制下的政府危机在总统制下则可能演化为完全的体制危机，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与冲突也很难抚平。（2） 总统与总理都具有相应的统治权力，总统不仅是象征性角色，而且是具有实权的政治领袖。

许多学者认为，天主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不适宜民主政治的生长。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基于统治效能考虑应该摒弃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的观点实难可信。当这种敌对的情绪再也难以和平方式弥合时，军队的政治性介入也是很有可能的。第四，任期任次限制的政治后果。那种认为总统制缺乏政治联合的观点，是过于强调了职位共享，而忽视了政策联盟。联合政府是以共享政府职位的形式出现的，立法联盟则是以共同的政策法案为基础的。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于总统职位与议会分别由两个政党掌握的情形之下。（3） 当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时，政府就要辞职，或者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由新议会决定政府的去留。

特别是那些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新生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解决民族性问题，即建设统一的政治民族的问题。这一结论尤其适用于具有深刻政治分歧和众多政党的国家。

选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多个候选人，并按偏好程度将其依次排列。而且，许多少数派政府在立法有效性（effectiveness） 方面，并不弱于联合政府。

实际上，Linz 等学者不是在反对总统制，而是在反对相对多数选举。而且，现代选举的视频政治（video politics） 特征日益突出，外在形象与演讲表态掩盖了更重要的政治能力和对国家事务的洞察力，这种视频政治更有利于政治圈外人胜出。首先，他认为议会制- 比例代表制相比于其它各种体制类型更加有助于增加体制的包容性，有助于政治、社会力量之间的调和与妥协。尽管民主巩固是多种因素混合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国家就只能静静等待历史的裁判而无能为力，政治精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为民主巩固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许多学者认为，在实行了总统制的转型国家，正是这两个制度安排造成了政治过程中的严重后果，导致了民主政治的不稳定与社会动荡。这种虚弱的政党生态必定不利于议会制的运行，向议会制的转型必定造成更大的混乱。

传统的外源型观点往往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国家大小、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些讨论已经是由来已久。观点之三：混合制是更加可行的选择正当许多学者陷于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争论时，Giovanni Sartori 为新生民主国家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即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代表的混合制政府形式。

对这些国家而言，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危机同时到来。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些外源型观点一方面要揭示外源型因素与民主巩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回答为什么总统制民主比议会制民主更多走向崩溃的问题。

其次，半总统制也可以解决总统制的多数不一致而造成政府僵局的弊端，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权力分割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共享基础上，即总统与总理合作共事。反之，如果各个政党之间的政策立场接近一致，那么总统将独揽政府职位，而将政策的提案付诸于其它政党，这很可能会出现少数派政府。一些国家如巴西还呈现出反政党的风习，政客们穿梭于各个政党之间，不断变换自己的政党身份，政党阵线变动不居，各种无党派的自由选民不断出现。在一些地区发展失衡的发展中国家，议会与总统往往相互指责为寡头和地方贵族利益代表，机构之间的争执就有可能演化为意识形态的争论以至爆炸性的社会或政治斗争。

当然，制度的建构与变革需要审慎，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需要与本国的政治传统、政治文化相融合，与社会大众可以接受的程度相联结。但是，纯粹议会制的政局混乱、更迭频繁、统治低效也有目共睹，法兰西第三、四共和国以及前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就是实例。

这三种形式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明显差异，在政治过程中也有很大不同。再次，议会制也不会出现任期任次限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政体，例如泰国、伊朗、尼加拉瓜等。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总统制缺乏政府联盟P联合政府，立法联盟却也是经常出现的。